卢作孚股票配资正规靠谱的公司,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社会改革家,被誉为“中国船王”。他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和成就。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蒋介石称呼他“作孚兄”“民族英雄”;冯玉祥夸赞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卢作孚(1893-1952)
在重庆市北碚区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他不是北碚人,但整个北碚都是他的。矗立在中山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安静地守护着街市的繁华,是九十年前卢作孚特意从上海引进的;幽静恬适的北碚公园,近能俯瞰街景,远能眺望群山,系卢作孚当初专门为老百姓修建的平民公园;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运动场,北川铁路、天府煤矿、三峡染织厂……“一人营一城”,在北碚,满城都是“卢作孚”的印记。因此,卢作孚被人们尊称为“北碚之父”。
“仰止前贤家国志,躬行吾辈路途长。”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北碚区纪委监委将通过系列故事来呈现卢作孚的优秀品质和廉洁风范,这些故事将按照卢作孚的人生轨迹,从他的少年觉醒、青年革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乡村建设等方面展开,让更多人走近卢作孚、了解卢作孚、学习卢作孚,去体会他在艰苦创业中坚守廉洁的初心,去感悟他作为一代贤达所展现出的高风亮节,进而从他身上汲取精神力量,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让他的精神在新时代继续熠熠生辉,让廉洁文化在新时代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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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教育 乱世逐光
在上海的那段时间,卢作孚为探索新知,将学习重点放在了实验教育、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并尤为关注国内外教育界的资讯,以及列强对中国经济掠夺的情况。通过自己的深刻思考,卢作孚改造社会的观念慢慢从激进主义转向改良主义,心中逐渐萌生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认为,欲使民众觉醒,最便捷之路,莫过于广开教育,务使民众皆能受益,国中或能有新气象出现。
立志启航:
教育救国梦起的波折之路
因缘际会,卢作孚在上海期间结识了两位“贵人”——黄炎培、黄警顽。黄炎培先生系中国职业教育的开山之祖,以普及教育为毕生之志,他对职业教育的热情与执着,对青年卢作孚影响甚巨。黄警顽先生则是闻名沪上的“交际博士”,在福州路的店堂里做接待咨询,得知卢作孚有心办教育,便介绍他参观了在沪的一些学校和民众教育机构,这使卢作孚对民众教育的方式方法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
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合影
彼时的卢作孚经济十分拮据,生活费用多半靠给报馆写稿维持。黄炎培得知后欲助卢作孚摆脱困境,便力荐他到待遇丰厚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但“教育救国”理念已在卢作孚的脑海里生根发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婉拒了黄炎培的好意,决心回川尽快将理想付诸实践。
1915年秋,卢作孚写信回老家,向合川县立中学校长刘极光备述谋求教职的热切愿望。刘校长表示非常欢迎,不久便颁发聘书聘其为数学教员。因路费未能凑齐,卢作孚回乡时只能先乘船至湖北宜昌,再改陆路经施南、利川步行回川,抵达合川时已是初冬时节。已等待月余的刘校长因学生要赶课程,且与路途中的卢作孚通信不便,无奈只得另聘他人。
次年初,卢作孚正在彷徨之际,合川福音堂小学校长刘子光向他伸出援手,专门增设一个数学教员职位,聘请卢作孚来校任教。这本应是“教育救国”的一个好起点,可惜这次执教仅持续一月,卢作孚便突遭横祸。
事情是因为《四川群报》的一篇报道而起。当时,卢作孚的兄长卢志林在福音堂小学教国文,除了教职还兼任《四川群报》在合川的特约通讯员,时有报道刊出。1916年3月,卢志林为《四川群报》写了一篇报道,详述发生在合川的一起命案,并影射县长或有贪污受贿、包庇罪犯之嫌。县长见报后勃然大怒,诬称同校任教的卢氏兄弟两人“通匪”,将兄弟俩及登门拜访的友人三人关入大牢。
卢作孚无辜身陷囹圄一月有余,狱卒对他颇为同情,偷偷将纸笔带进牢房,他遂撰写了一篇揭露真相的《告全县各界人士书》托狱卒带出,交予瑞山书院恩师代为鸣冤。这封鸣冤信词锋犀利、叙述畅达、情理并茂,很快就传遍了全城,汹涌的民间舆论对官府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加上各界士绅的联名作保,卢氏兄弟及其友人最终得以重获自由。
自此,卢作孚在合川名声大振,其才子文笔遂成口碑。老一辈的合川人,在数十年之后,还会在茶余饭后提起“一封信救了三条命”的佳话。出狱后,卢作孚经人推荐赴成都在《四川群报》做编辑兼记者,他并没有因为这次牢狱之灾而有所顾忌,依旧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文风,针砭时弊,为劳苦大众鸣不平。
1919年春,原《四川群报》主笔李劼人在成都创办《川报》,卢作孚受邀担任该报的主笔、记者和编辑。就职当月,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在这场爱国运动中,卢作孚有着双重身份。其一,作为记者,他是事件的见证者、记录者,要秉持记者良知和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地报道发生在成都的运动;其二,他是运动的参与者,五四运动是以爱国青年为主体的运动,而卢作孚作为一名爱国青年,必然会参与到这样一场伟大的运动中。
白天,卢作孚参与到游行示威者的行列中,举起爱国的旗帜,高呼爱国的口号,即使手臂酸疼、嗓子沙哑也没能让他有丝毫松懈;晚上,他又端坐案头、奋笔疾书,将当日见闻翔实记录,写成新闻稿送到报馆编排印刷。彼时,成都各路报纸在军阀高压下皆噤若寒蝉,唯《川报》敢为爱国学生一呼,把发生在北京的一系列活动迅速传到巴山蜀水,此全赖卢作孚倡导之功。
除此之外,卢作孚还加入了由李大钊和王光祈筹备的“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汇聚了当时众多怀揣理想与抱负的青年才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等进步学生都是该组织的一员。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倡导“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信条,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等刊物,对卢作孚的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少年中国》月刊
然而手中的笔再犀利也没办法抵得了现实中的百万雄兵。三弟卢尔勤曾回忆道:“他欲通过《川报》来启发人民,但在军阀横行当道时,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是时,别无他法,只得决定再多方摸索。”1920年初,卢作孚辞去《川报》职务,再次来到川南,在江安县立中学任数学教员,潜心探索教学方法,他在教育上的很多深刻见解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泸县革新:
点燃教育变革的希望之火
1921年,对卢作孚而言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彼时,川军军阀杨森提出“建设新川南”,邀卢作孚任永宁公署教育科长并主持教育改革。卢作孚认为,这是一个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理想的好机会——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更加快捷有效地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用最少的时间收到最大的效益。所以卢作孚欣然赴任,正式开启“教育救国”的探索之路。
永宁地区中学校长会议合影
(前排左四为卢作孚)
直至十多年后,卢作孚仍不能忘却教育科长之职对自己的影响:“自己在1920年以前,还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如做教师,只能在讲堂上说,而且是照着教科书向着学生说;当新闻记者,还是说,而且只能在报纸上去说。第一次给我做的机会,还是杨军长,是在泸县任教育科长那时候,才用力在教育上学做试验。”
卢作孚在川南施行的教育改革试验,主要是民众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方面。民众教育针对的是全体民众,摆脱精神上的封建枷锁,接受民主共和的新理念,认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学校教育则是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和认可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全新的状态走进社会,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新的一代。
甫一上任,卢作孚便创办了通俗教育会以总揽其事,这里成为了他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他在泸县建起了图书馆,举办各种展览,还派人挑担送书下乡,以促进全民阅读、开启民智。同时,他还定期举办时事讲座与辩论会,邀请各界有识之士登台演讲,向公众传播新说。其中,北大教授陈启修带来了前沿的学术理念,《小说月报》编辑茅盾则以文学的视角,为民众展现了新的精神世界。这些活动,如同一场场及时的春雨,滋润着泸县民众渴望知识的心田。
除了思想传播,卢作孚还大力推动移风易俗。他深知,传统的封建陋习如枷锁一般,束缚着民众的思想与社会的进步。于是,他积极宣传放脚、剪短发,倡导男女平等,推行男女同校;开展大规模的卫生运动,为学生普遍接种牛痘,提升民众的健康意识。此外,在大校场举办的体育运动会,更是成为了移风易俗的宣传大平台。运动会现场,不仅有精彩的体育赛事,还专门设置了剪发处,为妇女提供剪发服务,鼓励她们摆脱旧俗的束缚。
杨森提倡“建设新川南”的漫画
卢作孚力倡“新教育”的另一个重点,是改造川南师范学堂,改革教学体制。他的改革举措主要有两点:一是打破教科书限制,选择合适教材;二是打开校门,让学生接触自然与社会,克服传统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教育改革过程中,卢作孚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找来志同道合的陈愚生共商大计,推荐王德熙担任川南师范学堂校长,恽代英担任教务主任。同时,他广泛聘请新派人物任教,革新教材与教学方法。在他的努力下,川南师范学堂焕然一新,充满了朝气与活力。新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创造力,在当地掀起了一股教育与社会风气变革的热潮。在卢作孚的努力下,泸县也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卢作孚倡导的川南“新教育”试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欢迎。“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名声不胫而走,渐次传遍全省乃至全国。1922年3月,将入而立之年的卢作孚,被杨森任命为永宁道教育行政(相当于地区教育局长)。然而同年,四川军阀混战,杨森战败,新军阀全面否定改革成果,严禁男女合校等新举措,免去卢作孚、恽代英等人职务,解聘新派教师,卢作孚的教育改革计划中断,数年心血付诸东流,川南地区社会生活退回原点。
蓉城筑馆:
构建理想教育平台的探索
1924年,杨森东山再起,邀卢作孚出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欲在全省推广川南夭折的教育试验。卢作孚认清现实,认为省内军阀割据下改革难成,遂婉拒。不过,卢作孚想着可以借杨森之力,进行自己酝酿多时的“集团生活”试验,便向他提议在成都市少城公园筹建通俗教育馆,自己愿负筹建之责。
成都市少城公园旧照
出任通俗教育馆馆长后,卢作孚便开始整顿周边环境,将其打造成环境优美的公共活动场所。通俗教育馆分为博物馆、图书馆、公共运动场、演奏厅、动物园、游艺场等六大部分,所有场馆依地势而建,四周有林木掩映、溪水环绕,颇为优雅。同时,为充实馆内文物珍藏,卢作孚遍访成都各寺庙、旧衙署,搜集了一大批文物置于馆内展出。
8月,通俗教育馆正式开馆。馆内举办的各类活动,令人目不暇接:博物馆内,先后举办过古物、货币、金石、中国画等主题展览会;游艺场中,则轮番上演话剧、川剧、京剧、魔术,并随时配合卫生、教育宣传,免费放映电影;运动场里,有大型的运动会、球类比赛、自行车比赛与团体操表演等。无论是精美的展览,还是充满创意的科技发明展示,都让民众大开眼界,感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魅力,运动会更是增强了民众体质,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与竞争意识。
成都通俗教育馆旧照
文艺活动之余,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是教育馆的核心工作之一。馆内经常举办关于科学、教育、社会改革的演讲会,向民众传播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新风尚。例如,举办科学讲座,邀请专家讲解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知识;开展艺术培训课程,教授绘画、音乐、书法等技能。这些活动,让民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知识、开拓眼界、提升素养。
经过年余的努力,通俗教育馆成了新生活方式的一个样板。无论是市井民众,还是公职人员,在参观游览中皆有所收获,他们目睹了何为公共建设、公共生活。卢作孚憧憬的“集团生活”在此时此处已初见雏形。多年后,中国基督教乡建运动著名人士孙恩三对此曾评价道:“没有任何一个通俗教育馆在完成自己名副其实的宗旨方面比它做得更好。”
1925年,就在通俗教育馆运作得如火如荼之时,军阀战争再次爆发,卢作孚最初的担忧成为现实。政府继任者对通俗教育馆毫无兴趣,不仅不给予支持,反而派人审查卢作孚的“贪污腐败”行为。结果查出来的事实却是,卢作孚的账目清清楚楚,一文钱都不差,甚至他还多次拿出自己个人的收入贴补通俗教育馆的运作经费。
此后,通俗教育馆的运维日益艰难,卢作孚因此心灰意冷,辞去了通俗教育馆的职务,决定回到家乡合川,开辟一项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正是这个决定,最终成就了卢作孚伟大的一生,他由家乡合川开始的事业,对国家和民族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供稿:北碚区纪委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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